白岩松:
当然会。其实还不仅仅是一个开发商,说到保障性住房现在一个是质量问题,但是其实从更大的一个层面还存在着速度问题,年年欠账,大家看过去这几年已经欠了多少了。今年又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然后中央在那真着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打,总打到开发商的身上去,其实开发商在喊疼的同时他也有委屈,你怎么不打打地方政府呢。其实从前不久更严厉的9月30号的《房地产新政》,明显能感觉出中央在跟地方政府博弈的时候,已经给地方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在保障性住房这方面同样如此,其实对于很多地方来说,你说它的动力是什么?我仅仅是一个政绩,我是完成上面交给我的任务,可是实际的利益我也获得不多,我多拿出一些土地来盖保障住房,也就意味着我会失去一些土地去盖我获取土地财政更大回报的商品房,所以它也有为难之处。
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在境外,为什么说老百姓保障性的住房,像新加坡或者说香港一定要建得很好,因为反过来给你施加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也有一些议员等等在替老百姓去捍卫他的权利。我们在这方面,老百姓权利的捍卫这,不足以给地方政府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层面就需要靠中央政府真的是真抓实干,让地方政府不干真不行。
现在有的时候说不就建一个保障性住房的问题吗?后都变成一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博弈的问题。
主持人:
所以也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那么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来听一段电话采访。
(电话连线)
记者:
现在如果说要调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积极性,应该采取哪些方面的措施?
个是政策方面的措施,我们知道给那些开发商,愿意进行修建保障房的这些开发商,应该有他们政策方面的红利,比如说税收方面或者土地方面的红利,这个其实政府已经在做这一块了。
那另外一块,我想是把现有的商品房这一块的利润给降下来,使得这两个方面比较均衡一点。这样就有更多的开发商愿意去做保障性住房这一块。
还有一个它可以考虑到一些技术方面的创新。比如说开发商跟政府之间采用一个代工的模式,或者是其它的什么模式,这样开发商的风险比较小,但是它的收益又比较稳妥,那追求周转率和追求安全收益率的开发商,他就愿意去做保障性住房。
记者:
除了这些经济的措施之外,您觉得我们在政策上还有哪些措施可以实施呢?
白岩松:
,对于那些做不到的地方政府必须要采用问责制。
第二,对于追求暴利的这些开发商,要有财税的手段去抑制他。
第三,在市场和公益性的产品之间要划出界线来。比如说同样的开发商,像有一些开发商他既开发商品房,也开发保障性住房。像对这样的一个开发商,其实应该实行打分制,对于纯暴利的开发商有税收或者各方面政策的区别。
主持人:
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讨论一个问题,也有人发现保障性住房都是在比较偏远的位置上,周边配套设施非常差,甚至绿化迟迟不到位。有人就说都这么便宜了,就不要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