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顿福利房“后的晚餐”迟迟未能端上餐桌，一拖就是8年。这期间，深圳市乃至全国住房保障政策经历巨大调整，保障房被重新厘定为“民生工程”，政策重心向城镇中低收入者倾斜。

    有知情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导致深圳市“后一批福利房”分配搁浅的原因颇为复杂。但福利房与周边商品房之间的巨大“价差”，显然是主因之一：周边商品房目前价格早已“破4（万元）奔5（万元）”，福利房的定价虽经数次“动态调整”，每平方米的配售价仍不及1万元。

    用当地人的话形容：“分到一套福利房，就等于净赚几百万元。”

    于是，在诸多争议的夹击下，深圳市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后一次福利分房变得十分棘手。政府部门承受巨大压力。

    深圳此刻的遭遇，在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有上演。去年6月，海南省海口市被曝出6000多套“限价房”专供机关事业单位人群，沦为“公务员保障房项目”。类似事件还出现在陕西咸阳、山西忻州等城市。

    现实表明，在当前普通民众住房需求巨大且住房有效供应不足的大背景下，但凡有为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群体集中兴建“限价房”的行动，无论理由有多充分，均会招致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

    显然，房改8年后，深圳公务员的“后一批福利房”如何获得公众舆论的谅解，已成为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道棘手难题。

    房改“不归路”

    已经退休3年的原深圳市住宅局房改处处长孙利平，是深圳市住房制度改革的亲历者。据他介绍：在2001年以前，深圳大部分资历比较老的公务员均已分过房子。2003年叫停实物分房时，一批卡在政策边缘、符合分房条件但未分到房子的公务员意见极大。于是，就有了兴建“后一批福利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过渡性方案”。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深圳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大量从内地调入人才。而住房制度被作为吸引人才的一项重要条件。一个公务员在内地可能要奋斗10年才能分到房；但是在深圳，工作1年就可以有房。

    1988年，深圳向毗邻的香港学习，在全国率先启动住房制度改革，比中央提出的改革时间整整提前10年。深圳当时设计的房改机制是“双轨三类”：“双轨”指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三类”是指给一般社会成员的商品房，给国企的微利房，以及给政府的福利房。

    大约从1990年开始，深圳市为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兴建微利房、福利房的行动渐至高潮，此后进入了长达10年的繁荣期。

    据了解，当年的福利房建设，是由政府指定的几家大型国有建设公司具体实施。这些公司在建设福利房的同时，还建设商品房，并以商品房的销售利润来弥补福利房的投资亏损。但终究还是陷入巨亏，不得不靠政府的财政补贴过日子。

    与政府财政包袱日益沉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利分房的个体受益人迅速实现财富的增值和套现。

    孙利平告诉记者，截至2003年叫停实物分房前夕，深圳市总计建设的微利房、福利房约为14万~15万套。其中，面向政府公务员的约为2万套，其余为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分得。如今，这些“公房”大部分均已变性为商品房上市交易。

    以深圳市有代表性的公务员福利房社区“梅林一村”为例。该小区兴建于1998年至2000年前后，居住规模在10万人以上，曾被舆论称为“亚洲大的公务员村”。当年，“梅林一村”作为微利房项目配售给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据称内部售价不足4000元/平方米；但如今，该楼盘的二手房新上市交易价格接近2.5万元/平方米。

    在孙利平看来，自从2003年深圳市叫停福利分房、并允许十几万套公房自由交易后，深圳市的房改从此就“走上了不归路”。

    对于公务员的住房问题，深圳特区报评论员、专栏作家陈冰认为，“人们争议的不是该不该建房，而是该不该延续公务员的特权”。

    历史上，深圳曾对公务员住房制度进行过诸多有益探索。

    早在特区成立之初，深圳曾效法香港，对高级公务员实行官邸制住房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在于，对任期内的高级官员提供免费的高级住宅（一般是独栋别墅），但“官邸”住宅是没有产权的。官员任期结束后或调动时，要自行退出，将钥匙交还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