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需要提示的三大风险
上述四大经济现象的出现并非全无风险,值得关注以下三种可能:
个风险:在短期波动面前进退失据。
目前值得关注的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负债率过高问题能否实现软着陆,一旦主权债务成为燎原之势,则中国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选择:一是基于对经济“三次探底”(“二次探底”忧虑在2010年8-9月)的担忧而放松货币,并着力通过增持危机国债券以维持主要货币汇率稳定。二是守住货币信贷底线,仍然坚持货币升值和国际化。前者是极易采取的政策,但显然于中国的战略利益不利。
第二个风险:在货币博弈中因小利而失大局。
这是指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作了不可置信的压力测试,结论是实体经济部门难以承受汇率持续升值;或者在美国汇率压力下一步到位式实施第三次汇率改革。其中的小利分别是出口部门和美国对中国压力的缓解,但大局是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并造成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造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破产。
第三个风险:在结构调整中恶化结构。
这是指各地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区域振兴仍需巨额资金,对土地财政仍具依赖性。这将造成三大结构持续恶化:一是过度依赖投资拉动;二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仍将导致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三是造成房地产价格持续居高的预期。
三、留给我们的博弈时间十分有限
,从中期看,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两年。
个理由是全球化导致国际本流动,并进而造成中美经济的不同步性。近20年经济进程说明,除2008-2009年等少数年份,中美两国始终处于经济不同步发展阶段。很显然,自2011年起,中美两国将再现不同的经济周期——美国治理失业,中国治理通胀,因此,2011年是全球宏观经济格局的重新布局年。以中国在2010年第四季度起始的紧缩代表着中国在宏观博弈中占据先机的勇气,但真正的博弈将在2013年开始,届时以美国为的发达经济体将因下一轮技术革命进入由复苏走向繁荣的增长通道,全球资本流动总量与方向均可能发生改变,资本目的地可望从新兴市场再度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据此,在2011-2013年间,中国势必处于通过紧缩基础货币对冲流动性的政策通道。根据中美经济政策博弈推演,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在2011年前两季度仍将经历相对高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率在低位徘徊的艰难局面,但自2011年7月起,中国将再度进入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且持续时间会延续到2013年上半年。
第二个理由是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宽松环境将持续两年左右。人民币汇率将是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退出前横亘于中美之间的持续博弈标的。一方面,量化宽松意味着美国决策者期望美元贬值,亦即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量化宽松退出意味着美国或者出现通货膨胀,或者实现经济反转向上。由于我们预测在2013年前美国复苏的可能性不大,则人民币汇率博弈势必围绕美国通货膨胀进行。其博弈结局是: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渐进式升值并输出通货膨胀,美国CPI走高并仍伴随较高失业率。
第二,从短期看,2011年6月将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美国将开始治理通胀,而中国将致力于通胀压力下行后的改革。
如果全球化趋势保持既定态势,考虑到几乎所有新兴市场都将进入相对较高的通胀时期,则无论是否存在对中国出口的替代国,美国的通货膨胀都将既定性地在2011年6月起走高,这将迫使美国退出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美国的财政政策将趋于收紧。在美元流动性泛滥得到遏制后,中国可望在2011年下半年起再度推动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这虽然会再度提高中国的通货膨胀,但亦将造就新一轮价格信号引导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从传统产业向节约型产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