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月22日，全国共有15个城市和一个省出台了房产限购措施，而这一数据距规定的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相差甚远。另外，根据规定，2月中旬前必须出台“限购令”。因此，这就意味着全国大部分城市未按规定期限出台限购措施(2月23日《新京报》)。
当我们正准备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限购令如何与户籍脱钩、抑制炒房投机的时候，相关媒体抛出了这样的数据。其实，在限购令问题上爽约的城市，如此沉着冷静、如此我自岿然，深度追问起来，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土地财政的需求，追求GDP的职能冲动，使地方政府不想、不愿对楼市“痛下杀手”；二是光打雷不下雨的、名不副实的“严厉问责”之类的狠话说多了，美好的震慑力自然随之贬值，对“问责”一贯地低看三分，使地方政府敢于甩开膀子和政策制定者博弈。
但除此之外，限购令爽约城市“爽”得这般顺风顺水、心安理得，恐怕还不能忽略一些事实，如由房地产行业、行业主管部门、房产协会组织、专家学者等组成的房产利益集团已然形成，撼动起来困难重重，其壮大并扭曲决策及其执行的能量可谓超强——利益集团掣肘，多方力量阻挠，不少智囊献策，使得在此次打压楼市的风暴中，许多地方政府对限购令“集体失语”。
地方政府是控制房价任务的主力，其所作所为理应是人民利益的体现。那么，在楼市调控时期，不仅在保障房建设等方面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应在落实国家“限购”政策上，当有与其地位、职责相匹配的表现。天见犹怜的“限购令爽约”，但愿是一些地方政府又一次不太幽默的撒娇，哼唧哼唧到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