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大腐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总是独树一帜。日前，本报专门就保障房政策及分配问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在5年内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背景下，大量保障房项目却被曝出违规出租和“被偷食”、“被抢占”问题，如限价房被转租、经适房小区内停放奔驰、宝马等怪象。不少民众担忧：会否保障房建得越多，违规现象更多？在你看来，为何会出现保障房分配“怪象”？
茅于轼：出现这样的“怪象”是由于保障房的政策设计存在偏差,现在保障房针对的是中低收入者，使得某些有权势的人混入其中，搭了穷人的“便车”。实际上，保障房应该保障的是收入低者、住房困难者。而且住房的保障是让每个人都有起码的房子住，不是让大家都能占有住房的产权。
住房和一般商品不同，住房是必需品。如果有人因经济困难而住不起房，政府有责任提供能使其过得去的住房，这就是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由来。可以说，保障性住房的目的是缓解住房的不公平，是让困难的人也能有起码的房子住，并不是让普通人也能买得起房。
普通人现在买不起将来应该买得起，实在买不起还可以租房。所以保障性住房的对象不是中等收入的普通人，而是住房困难的人，现阶段主要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相比之下，他们的住房条件差，应该是保障性住房的服务对象。但我们却把服务对象搞错了。我们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排除在保障性住房的服务对象之外，结果是中等收入的人获得了巨大的房价补助。受损失的是国有土地，而且流失给了并非困难的人。所以这个政策没有缓解住房的不公平，困难的人没有得到改善。
记者：你认为目前的保障房政策存在哪些不足？哪一方面迫切需要突破？
茅于轼：从现状来看，由于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目标存在偏失，实施以来并没有缓解住房的不平等，反而加剧了不平等，而且造成大量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案件。更为糟糕的是，它影响了商品房市场的运营环境，将来如何恢复这一市场将是一个问题。尽管普通人也要改善住房，但那要靠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而不是靠政府补贴。因为补贴的钱还是从百姓创造的财富来。社会不富，谁有能力补贴广大的普通人？
目前保障房的保障群体多是具有当地户籍的人，真正需要保障的进城务工人员却得不到保障，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是消除户籍门槛的限制。以北京为例，其保障房的分配只限于有北京市户籍的居民，而北漂族和外来农民工这些低收入者，却因户籍问题而一直被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