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日前在“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本世纪以来国内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了50%，而城镇人口只增加了26%，城镇化发展存在低密度和分散化的倾向。对此，发改委将会研究制定一个城镇化发展的重点专项规划。

    “目前中国国家级和省级的开发区超过1500个，每个开发区的平均面积是6平方公里，大的是15平方公里以上。”杨伟民表示，这种分散化的开发格局，不但耕地承受不了，能源也承受不了。

　　杨伟民称，城市的粗放型发展，造成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大中型城市集中的人口规模、人口比例在全部城市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偏低，城镇空间分布格局不合理，人口集中程度不够。“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的目标是把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并将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改善城市的低密度分散化倾向，提升城市的密集度，提升城市土地使用效率。

　　发改委官员的这一表态，可以看作是拉开了城市密集度提升的新一轮城市化进程，这将会带来什么问题，带来什么机会机遇，本期我们邀请了5位学者做客南方经济圆桌，对为什么要提升城市密集度？提升城市密集度有什么意义？以及提升城市密集度将带来什么机会？改变怎样的城市生活生态……等诸多问题一一作答。

　　话题1

　　为什么提提高城市密集度？

　　朱铁臻：中国各级城市都存在盲目扩张倾向

　　现在城市扩张太盲目，小城市很快想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很快想变成大城市，大城市想很快变成世界级城市，这个倾向不对。现在很多地方脑子一热就大搞开发，拼命求大求全，比如北京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因为既要做经济中心，又要做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所以铺开得太大。所以要明确城市定位，不要随意扩张。

　　丁力：中国城市化当中粗放情况比较明显

　　我国现在城市化当中粗放型的部分比较明显。城市密集度涉及到城市发展理念的问题，目标到底是要建一个资源节约式的城市还是一个的城市。国内有50多个城市宣布要建国际化大都市，那么就得建国际化机场等一系列国际化城市的配套设施。

　　另外有些城市倡导田园式，建广场、花园等也会提高人均面积占有量。要根据我国的情况更新城市发展理念，每个城市要有合理的定位，要对城市功能有规划，不能盲目的攀比和使用土地资源。

　　党国英：提升密集度是破解农民工命题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是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发达地区获得工作岗位后，工资水平低，买不起或租不起城市的规划区住宅；或者即使能买得起、租得起规划区住宅，也因为户籍门槛的存在，使农民难在少数大城市或东部发达地区住下来而成为当地居民。深入推进城镇化，保障进城农民工利益，已经成为破解农民工命题的重要途径。

　　袁志刚：中国人口客观决定城市不能走欧美模式

　　中国有13亿人口，客观决定不能拥有美国人和欧洲人居住方式。中国的人口已经13亿了，怎么样居住，怎么样城市选择，怎么样让生活更好，怎么样相互之间还提供服务，一分散以后就业都很困难，找不到工作。

　　我们现在讲“十二五”要提升服务业，前提就是你给我服务，我给你服务，相互之间提供服务，所有的活动都要社会化，都要交换的，这个只有香港能做的到。做一个很小的事情只要有规模就做上去了，但是一分散就没法做了。

　　毛丹平：城市密度反映了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

　　在什么情况下城市会密集？先是制造业密集，比如香港过去新市镇运动，荃湾、屯门、上水、元朗，其实是将制造业移到这些地方才形成了密集的新市镇。其次应当是商业非常密集，因为消费者需要居住在商业发达的地方。第三是文化密集，提高密度是很重要的，能解决资源浪费，提高商业效率，但是能否提高人的幸福，关键在于文化氛围。

    话题2

　　如何提高城市密集度？

　　党国英：耕地应该增加，城市长高有利于节约耕地

　　耕地方面来讲我的看法是比较极端的，我认为现在耕地不但不能少，反而应该增加。城市现在的利用率低，要腾出来是很容易的。城里人买几套房的很普遍，应该进行限制，尤其要限制建别墅，要不然就盖到山上去，把平原的好地用作耕地。

　　无论是从普工到技工，还是由小城市到大城市，农民工的城市梦已经在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下成为现实，而通过适当改革解决城镇化遗留的问题，给农民工称心的保障还需要各方的继续努力。

　　朱铁臻：不能搞“一刀切”

　　城市扩展其实并非占用的都是耕地，将农民集中后也可以省出一部分耕地来。但是要注意逐步转移，要根据地区是否有这个条件，不可能一下把农村人口都转移到城市去。关键是地区的实际情况，短期内能容纳多少人。要立足各地实际，不能搞“一刀切”。

　　我国大城市和小城市、东部沿海和中西部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发达程度不均，城镇化就应因地制宜。当前，一线大城市人口负荷不断加大，其本身也面临着一些发展的问题，因此，推进城镇化不能仅靠大城市，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

　　丁力：鼓励农民自主创业

　　动员农民上楼，让他们腾出宅基地，达到节约用地的目的，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不同，如果不能解决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的话，农民进城后就会沦为弱势群体。不能只顾拿走农民的土地，应该给他们出路，比如鼓励其自主创业，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

　　袁志刚：比较担心扁平化发展

　　我比较担心扁平化发展，就怕非常小的县级城市甚至前一阵有人说中国的问题要解决，小城镇发展模式，那是本人绝对反对的，小城镇是没有效率的，而且因为土地指标紧张，通过农民宅基地的置换，现在的县城以及更小的城镇都在大规模搞基本建设，搞完了没有企业没有工厂没有人愿意去，只是把农民开始集中居住起来了，这样将来对中国国土的浪费都会造成巨大的后果。

　　毛丹平：未来城镇化和过去天壤之别

　　过去城市化进程很快，十多年间，经济增长的引擎是房地产和汽车等具有高拉动作用的产业，尤其是房地产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化。以房地产开发为基础的结果使农民被城镇化，带来了痛苦。

　　“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和新科技发展要成为新的引擎。但未来城镇化的概念和过去城市化是不一样的。有的城市要加快发展，有的要限制，有的要进行结构化调整，大、中、小城市的策略不能一样。

    话题3

　　未来人口城镇化将会出现怎样变化？

　　党国英：土地容积率一定不能降低

　　政府的规划里，土地容积率一定不能降低。需要有机制，让住房需求不能太。城市效率低，城市买房的太多，房产税没有推开，需求过旺。有不少入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以为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以为这种疑虑的依据并不充分。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体制和规划方面的问题导致土地的巨大浪费。

　　朱铁臻：宜大则大，宜小则小

　　不能完全要求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和城镇人口增幅相同，要考虑人是否有工作可做。因此要是要发展产业，为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如果一味的提高密度，但是产业跟不上，那么这些人口也不能真正留下来。

　　比如说北京，按理说北京是都，应该大家都能来，但是北京不可能放开，放开了根本承受不了。城市化关键是要多元化，每个地区情况不一样，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但是不能说直接规划出一个尺度，要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可能来做。

　　丁力：加强城市区域规划，建“花瓣型”城市

　　提高城市密集度其实主要是提高城市经济密集度，先是要加强城市规划，从规划入手，把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然后就是要改变城市发展的模式，以前的模式主要是经济模式，各地都在搞开发，实际上是为了政绩，跟老百姓是脱离的，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没有提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的发展和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第三，切忌“摊大饼”，不能搞粗放型开发，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搞好城市的空间规划，建“花瓣型”城市，花瓣型城市是指中间城区是花蕊，其他部分是花瓣，整个城市要有机的结合，而不是简单的组团。

　　袁志刚：应该发展大都市圈

　　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大都市圈发展战略，只有大都市圈蕴藏着巨大的增长动力和空间，因为中国是13亿人口的国家，必须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尽可能合理的安排人口布局和城市布局。因为亚洲人在城市的密度上是创造奇迹的，典型的就是边上的香港。香港700多万人口，它的土地按照中国的扁平化分布可以分布到飞机场那个地方，大屿山那个地方，其实它的空间还是很多的。

　　香港的土地利用很有意思，不去其他地方，老是在维多利亚海港这个地方，金钟、中环、尖沙咀那个地方做文章，实在没有地方就填海。填海成本很高的，但它愿意做。从香港的发展可以看到一个缩影，其实广州、深圳、上海、天津、青岛就是整个中国版图的尖沙咀、中环和金钟，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高楼大厦林立，50层甚至更高的。

　　毛丹平：二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城镇化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

　　小城市的城镇化是基础的工业化过程，工业化本身就是人们要聚集城市的原因。中等城市一开始就要明确规划文化定位，比如成都就有像锦里、宽窄巷子等很有文化味的商业休闲场所。而大城市重点在使产业结构向文化转型，着重发展第三产业。城市里会有沙龙，会有正规教育体系以外的教育培训产业等等。

    话题4

　　提高密集度到底有什么好处？

　　党国英：“城市病”被夸大化了

　　有人总是担心我们的城市不能接纳那么多农民进城定居，说什么基础设施缺乏，社会保障资源不足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问题。“城市病”被夸大化了，城市有点病算什么，不就是堵么？基础设施方面，城市集中解决比农村分散解决容易多了。

　　我们的城市政府不愿意接纳农民工，使之成为与城市原住民一样的权利平等的居民，主要是担心他们成为城市的负担。有的城市领导人还说，若对农民工开放了城市，城市财政就会破产。我以为，这种看法是短视的、错误的。近几个月，国内几座大城市在这方面有重大举措，会给改革的后进者形成压力。

　　但话说回来，解决农民工问题如果仅仅靠地方政府，的确有很大局限性。必须有国家层面上的综合改革，才能终解决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问题。

　　朱铁臻：造成城市病的因素很多

　　造成城市病因素有城市盲目扩张，土地的占用越来越多，使用结构不合理，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等原因，主要是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的问题，人口密集度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罢了。

　　丁力：政府应该加大投入

　　城市病是一个遗留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规划的不合理。现在的城市化欠债太高，公共服务紧张。提高城市密集度，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提高基础服务，提高城市居住舒适度。城市的容纳量是有弹性的，只要提升了城市的服务能力，那人口密集度的空间也会得到提高。

　　袁志刚：应该学习香港智慧

　　如果高楼大厦林立，人们的交通、消防、餐饮，应该学学香港，香港集中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香港金钟地区、中环地区的交通疏散能力很强，这么多人集中在这个地方，高楼大厦上班，吃饭也没什么问题。

　　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港两边可以从隧道过，也可以坐地铁过江，也可以坐船。安排非常好，过隧道是贵的方式，因为汽车本身就很贵，隧道收费也很贵，地铁是第二贵，坐船便宜，2元港币价格很长时间都没有变。这个隐含着智慧——— 有钱人没时间，快的速度让他过，没钱的人有的是时间，慢慢过，成功进行了分流。

　　毛丹平：将是不可多得的致富良机

　　我们大致可以把城市居民分为三类：有资产的人、有货币的人、有劳动力的人。

　　对于有资产的人，其实是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获得了好处。未来，他们可以向二三线转移资产以获得财富增值，但这一波城镇化并不是房地产发动，而是文化，所以更应该重视文化产业所带来的机会。2002年在美国曾有调查，提出不应该按照财富数量、职业等来划分财富人群，而应该按照“如何花费时间”来划分。有钱人更重视花钱来消磨时光，这会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持有货币的人，过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赶上持有资产的这一波城镇化，同时高通胀又使其资产贬值。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以中产阶层的壮大为基础的。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中产阶级还是应该更敏感城镇化过程中的机会，抛弃传统价值观念，留意新的创富机会——— 当然，购置资产也是必须的。

　　持有劳动力的人，则应当进入有累积技术含量的行业，而不是只盯着短期的收入。我在大连曾经见过一位20多岁的烧烤店主厨，将意大利菜和烧烤结合，很有前途。但是除了寻找这类随着年龄和资历增值的工作外，他们也还是要做“有产阶级”。应当尽快持有资产，而不是货币。

　　■本期嘉宾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主要专长是农村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国家建设部专家组成员；国家民政部村务公开专家组成员；国家商务部专家组成员。

　　朱铁臻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苏州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副院长、全国中小城市发展委员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城市经济、城市发展与生态经济理论研究，主要学术专长是城市发展与生态经济。

　　丁力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研究员、城市竞争力研究所所长，区域经济学专家，长期从事珠三角区域经济研究工作，是广东省每年一度的《广东21个地市区域综合竞争报告》主要撰稿人。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劳动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非均衡经济理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就业和失业理论，养老保险理论等。

　　毛丹平

　　个人理财专家

　　国际FPA协会会员，中山大学“财务与投资”博士，金融学硕士，中大君融投资顾问公司总裁，中大君融个人理财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理财规划课程席讲师、国家理财规划师职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理财规划职业鉴定专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