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克强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一边是人口过度聚集的北上广,“城市病”日渐凸显;另一边是亟待发展的广大中西部——“胡焕庸线”如何破解?

　　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早已超过60%

　　新闻观点:在谈论城镇化的时候,你多次强调城镇化率被低估了,为什么?

　　罗天昊(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著有《大国诸城》):城镇化的一个预期是希望进城农民能振兴内需,充实城市的劳动力;但我个人对这个预期不乐观,因为我们并没有这么多劳动力能继续转移到城市来。如果从就业,而不是从户籍来衡量,我们的城镇化率是低估的。

　　根据官方统计,我们的城市化率是52.6%,有超过7亿人居住在城市,如果以户籍人口统计,不到40%,所以看上去城镇化空间巨大。但如果换一种思路,用做减法的方式来统计,看看农村究竟还剩下多少有效劳动力呢?传统的统计方法可能漏掉了一种两栖人口,他们在城里干点活,在农村也干点活,居住时间也同样;还有一些人,既不在城市就业,也不返回农村,他们游荡于城市,应该也算是城市人口;但这些人都无法进入城镇的就业统计。

　　国内一些学者如李迅雷,曾提议中国城镇化率的另外一种算法: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则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早已超过60%。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就业为主要统计标准,只要是非农就业,同时不常住农村的人口,就算已经完成事实上的城镇化,那么,中国城镇化率是被严重低估的。经过30年的劳动力转移,人们期待的未来农村大规模转移劳动力到城市的景象,可能不会再出现了。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看未来农村人口的转移潜力,是留在农村务农,也就是从事产业的人口,只有不到3亿。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产业就业人口是2.66亿,其中包含东北三省,新疆、海南等地的国有农场,他们其实是城市户籍,总人数接近400万,由此,真正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实际只有2.62亿左右。

　　第二,以前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军是青壮年,而现在,许多城市小区的门卫、园林工、清洁工,不少是来自农村的中老年人。

　　我走访过的一些中西部省份,也可以印证这种观点,中国农村的精壮劳力基本都已经转移,留守下来的大多是老弱,近几年有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也是证明。

　　未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未必是劳动力

　　新闻观点:城镇化率被低估,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罗天昊:除了真实的城镇化率被低估,我们的劳动力人口还可能存在高估的问题。我们对劳动力人口的统计是14岁到60岁,从上限看,很多女性60岁之前就不就业了,这一部分需要减掉;从下限看,14岁这个年龄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这个统计可能是按初中毕业年龄来的,在改革初期确实是这样,年轻人初中毕业就干活去了;但现在情况变了,升学率大大提高,14岁到22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很多在学校里,不会去就业。

　　而多数现代国家,城市化高峰、工业化高峰与人口发展高峰,都是“三位一体”的。比如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日本工业化高潮时期,GDP年均增长接近10%,进入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到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8.6%,基本达到高潮。2011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已达90%以上,但自上世纪70年代之后逐步趋缓。日本的人口增长,也是在1972年达到高峰——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发展的三大高峰期基本同步。

　　所以,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仍然寄希望于经济会保持高速增长,城市化率继续提高,但我们的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开始萎缩。人口发展曲线和城市化发展曲线,将严重不同步。

　　这种情况下,即使未来农村人口再向城市转移,也未必是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来的老人将多过转移到城市来的儿童,青壮年则几乎没有——他们早就来了,只是有一部分没被统计。所以,新的城镇化不能像过去三十年那样,可以坐吃精锐劳动力带来的财富,只付出低福利成本;相反,未来的城镇化,需要付出的福利成本将越来越高,而精锐劳动力则越来越少。

　　我们的特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新闻观点:为了避免“城市病”,必须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吗?

　　罗天昊:要求城区五百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严格限制人口规模,主要是因为北上广压力较大,但我觉得这里面必须区别对待:京沪人口需要控制,但不能让其他城市陪绑。

　　我曾经做过一个城市包容度的排名,主要是看城市净流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2013年的数据,东莞、深圳第二,都超过70%;北京和上海在30%以上,武汉、郑州也接近20%。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其经济体量是相对应的,城市人口是否饱和,不仅要看绝对值,还要看城市的发展阶段。

　　和北京、上海不同,像武汉、重庆、成都、沈阳、郑州、长沙……这些原来发展不充分的城市,正处于迅猛发展的时期,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就在这些地方,尤其是长江经济带的几个节点城市。未来产业的转移必然带来人口的聚集,这些城市的人口应该增加,限制人口就限制了发展。所以,就算是人口达到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也应该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来区别对待,北京、上海需要通过改善管理、提高门槛来减缓人口聚集,而正在迅猛发展的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应该允许它们发展。

　　事实上,我们的特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造就更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崛起。尤其是在中西部区域,应该鼓励多一些特大城市出现,以带动周边发展。实际上,如果提升城市核心区人口密度的话,很多城市面积不变,也能容纳很多人口,我们需要提高城市的人口聚集密度和单位土地的产出密度。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城市的人口和资源,往往都按行政级别来配置,比如人口多的城市都是直辖市,也就是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这些城市资源集中度高,人口吸附能力强。未来需要打破这种行政主导的模式,让市场配置资源,让资源带动人口流动,自然可以均衡人口,减缓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未来区域经济的变化会改变人口格局。

　　北京需要在城市内部进行产业转移

　　新闻观点:作为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在人口问题上都有很大压力,目前的管理思路能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吗?

　　罗天昊:北京和上海一直都在控制人口,通过行政手段“赶人”是个理想状态。南水北调之后,北京的用水大大缓解,在这方面人口压力会减小。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增势没有以前那么猛,但总体数量肯定是继续增加的,靠行政手段控制人口,不大可能。真正要解决“城市病”,需要解决城市发展模式、城市治理以及国家统筹的问题。

　　拿北京来说,所有远郊区人口加起来不及城六区的一半,GDP更不得了,城六区占全市的80%,不到10%的土地创造了北京80%的GDP。这几年,我们虽然一直在说要东扩南进,但实际上迁移的产业并不多。所以,控制人口首先要解决的是改变城市发展模式,产业向分散的方向发展。

　　产业转移有几个层面,国家层面有宏大的布局,比如我们说的向中西部转移;一个经济区里也有转移,比如苏南向苏北转移;但还有一个层次容易被忽略,就是城市内部的产业迁移,具体到北京来说,就是主城区向郊区转移。

　　现在讨论京津冀一体化,大家都提到北京的产业要向河北、天津转移,但另一方面,应该北京自己也并没有吃饱。我们能看到五环之外很多地方都很苍凉,没有什么产业,但现在还要扩七环了——不能光造房子,要把产业迁过去。

　　还有像天通苑和回龙观这样的区域,只有“城”,没有“产(业)”,如果把中心区的一些产业迁过去,那边的居民就不需要每天出来跑很远上班。通过人口和产业的双重调整来均衡城市人口,应该是北京比较合理的一个发展模式。

　　但就像前面谈到的,不改变行政主导的资源分配体系,这种发展模式就无法改变。举个例子,大量的行政资源集中在北京,那么央企的领导要升官、跑项目、要政策,他们都离不开这个行政中心。如果将来央企领导不再有行政职位,他就没必要老待在北京谋官谋政策。这一点,取决于未来整个国家层面的管理创新。

　　0546房产网(东营房产网)：现在的城镇化率并不能因为户籍是农村的就划分为农村人口，有很多农村户口的人在城市里面上班和居住，其实我们的城镇化率就是被低估了。